字，其意为使，现代汉语已无此字。此字在帛书《老子》及通行本《道德经》中都为“取”，应为抄录笔误。本合校版选用楚简古字，故以“使”字替代。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
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
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；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
故圣人云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
以正治邦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使天下。
吾何以知其然也？
夫天多期韦而民弥畟，民多利器而邦滋昏，人多知而奇物滋起，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。
是以圣人之言曰：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。
注：
1、这里的“使”字，在楚简《老子》中写作左耳右攴，即
字，其意为使，现代汉语已无此字。此字在帛书《老子》及通行本《道德经》中都为“取”，应为抄录笔误。本合校版选用楚简古字，故以“使”字替代。
2、这里的“畟”字，在楚简《老子》中写作上八中夂下田，即“畟”的异体字。此字在帛书《老子》及通行本《道德经》中都为“贫”。本合校版选用楚简古字。
弥：古同“弭”，停止。读mǐ。
畟：耕地。读cè。
以正道治国，以奇法用兵，以不乱生事命令天下。
我为何知道要如此呢？
天多违期而人民则会停止耕地，人民多武器而国家则会更加混乱，人们多知识而奇异之物则会大量产生，礼器彰显而盗贼则会多有。
所以圣人之言讲：我不乱生事而人民自然富裕，我不刻意而为而人民自然化育，我喜好清静而人民自然正直，我的欲望不渴求而人民自然淳朴。
老子在第三章曾对无为而治的方法做过详细的描述，本章则是用反证的手法进一步阐明无为而治的重大意义。
以正治邦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使天下。
治国与用兵有两套相反的规则，这是老子的一贯思路。老子在第三十一章也讲到，“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”，说明日常生活与用兵所遵循的行为方式完全是相反的。治国必用正常之法，打仗则需要用非正常的手段才能出奇制胜，这可以说是统治者治国与用兵的总原则。
而本章的重点并不在于如何以正道治国，也不在于如何以奇法用兵，老子想说的是更大层面的问题，即如何管理整个天下。应该怎么管理天下呢？要无事。这个“无事”与无为类似，就是不做多余的事，不做勉强的事，尽量少生事。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繁荣兴盛、安定祥和。
本章是写给统治者的，治国与用兵之道是写给王侯或者说国家元首的，而治天下之道则是写给当时的周天子的——放到现代就是那些能影响世界的主要领导者。老子告诫统治者，要命令天下尽量保持“无事”，别总嫌事儿不够多，弄一堆幺蛾子出来。
本来是告诫统治者如何管理天下的命题，可在帛书《老子》和通行本《道德经》中却都变成了“取天下”。这一字之差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夺取霸权。而实际上，老子根本没有教人们如何夺取天下，因为那是一种极大的虚妄。
吾何以知其然也？夫天多期韦而民弥畟，民多利器而邦滋昏，人多知而奇物滋起，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。
老子是怎么知道这个道理的呢？他是从众多的世间乱象之中悟出来的。他举了四个反例来说明“有事”将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。我们分别来看：
天多期韦而民弥畟
老子先拿“天”来说事儿。古人按照二十四节气来从事耕作，老天爷要是经常违背时节，该热的时候不热，该冷的时候不冷，那农民就没法种地了。农民种不了地就没有粮食吃，于是就会造成严重的饥荒。这种由于气候异常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很多见的。老子以此来说明，老天爷“多事”将会对天下造成巨大的损害。
民多利器而邦滋昏
第二个问题是民多利器。这个利器就是锋利的兵器。老子认为，民众手里兵器多了就容易造成国家混乱。这个观点被中国大部分朝代的统治者所认同，现今亦是如此。
这本来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，但又很容易令人疑惑，因为这牵扯到民众的权利问题。民众持有武器大多是为了防身自卫，也有一些是为了收藏，看起来很合理，但这也为一些人持械斗殴或者伤害他人提供了便利条件。因此从商鞅变法开始，中国的统治者就极力禁止民间私斗的恶习，总是以严厉的法令来管控民间私藏武器。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，这样做无可厚非，也确实是能给社会带来安宁的好举措。
但是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为何不禁枪呢？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保证民权，以制衡政府的权威，防止政府滥用公权力。这种注重人权的初衷是好的，但问题是，对武器的管控不当就很容易发生各类枪击事件，而这种不良后果现在已经很明显了。这不得不让人们反思，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力与国民安全相比，到底哪个更重要一些？
答案显然是后者，如果人民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，谈权利还有多大意义？而武力对抗也不是民众抗议政府的唯一途径，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。比如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，就是最好的案例。可见，老子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极具现实意义的。希望美国政府也能听一听老子的劝告，把民众手里的武器控制住。
很显然，民多利器就是“有事”，而利器就是事头，管住这个事头，社会就能减少很多混乱。但是，为了减少民间的利器，政府也大可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弄成民无利器。如果像元朝那样，连菜刀都要控制的话，同样也是多事之举。
人多知而奇物滋起
第三个问题是人多知。由于人的知识越来越复杂，于是就创造出很多的“奇物”。这个“奇物”指的是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是与大自然极不协调的人造之物。人们学了太多无益的知识，这就叫“有事”。其结果就是反自然的有害物品泛滥成灾。比如大量人工合成的食品和药品，吃多了必然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，甚至是危及生命，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。还有各种塑料制品，在自然界中难以降解，其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
当然，任何事都是有利有弊的，有些“奇物”还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。比如飞机、汽车、计算机这类东西，按照老子当时的看法，应该都算是“奇物”吧。但这些“奇物”产生之后，对社会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。至少人们出行方便了，去别的城市用不着骑马跑半天了。
所以，老子提出的这个问题还得一分为二地看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对创造新鲜事物一味地反对，其实也是一种执着。老子所一贯主张的“无知”、“绝知”与“绝学”，主要是针对那些无益的知识和学问。如果连对人有益的知识也都不要了，那可就是顾此失彼了。
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
第四个问题是法物滋章。法物即祭祀仪式用的礼器。奢华的礼器太过显摆也是没事找事，难免会引来盗贼。这可以引申到日常生活中，比如贵重物品不应过于彰显，富贵之人不能太过招摇，否则就容易招来祸患。
是以圣人之言曰：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。
老子举了四个例子来说明“有事”对社会的负面影响，接下来他用古时圣人（圣王）的四句格言来申明本章的主旨——以无事使天下。古圣曾说：我不乱生事，人民自然就会富裕；我无为而治，人民自然能化育；我喜好清静，人民自然会正直；我的欲望不去渴求，人民自然可以淳朴。圣王主张无为而治、无事而治，可是他的无为和无事如何能实现人民的自富、自化、自正和自朴呢？我们来分析一下：
我无事而民自富
就像老天爷不打乱时节，农民就能按时耕作一样。如果统治者不没事找事，人民就可以正常地进行生产创造，生活自然就能富裕起来了。有些时候，就是由于统治者的无事生非，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人民生活的贫困。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，很多统治者因大兴土木或发动战争而强行征发徭役，致使民众无法休养生息，造成了无数家破人亡的悲剧。秦朝修长城、建皇陵、造阿房宫，动用了数百万劳力，逼得百姓怨声载道，直接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。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可以很好地证明“我无事而民自富”的道理。一旦人们把注意力从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转移到正常的生产生活上来，社会很快就恢复了生机，人民也终于得以摆脱贫困奔小康了。
我无为而民自化
如果统治者能做到顺其自然、无为而治，人民就不需要准备那么多利器来保卫自己的财产和权益，人们也就可以自然和谐地繁衍生息了。统治者对社会和经济减少人为干预，人们将会自己选择最合理的生活方式。比如政府若不过分鼓励生育，就不会造成人口快速膨胀的社会压力；若不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，就不致造成快速老龄化的社会问题。在自然条件下，人们既不会生育太多，也不会生育太少，人口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。所以说，“我无为而民自化”是统治者必须要知道的一个道理。
我好静而民自正
如果统治者喜欢清静淡泊，他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各级政府官员；如果各级官员都愿意清静淡泊，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；如果社会风气崇尚清静淡泊，那么人民就不会集体浮躁，人们自然就能静下心来找到自己的良知。出于本心的良知是德的来源，所以也是正直无私的根源。人心充满正能量，就不会去制造那么多“奇物”，而给人类的身心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。所以统治者一个人的状态将会影响整个社会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上梁若正下梁直。
我欲不欲而民自朴
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欲望，古圣很清楚这一点，因此最后一句圣王之言是这样讲的：如果我能管住自己的欲望，不渴求、不放纵，人民自然就会淳朴厚道了。这与上句一样，都是强调统治者自身的态度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态度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就算统治者的洁身自好不能保证民风绝对淳朴，但也总比贪婪纵欲的统治者造就出无数刁民要好得多。
本章是老子写给统治者的谏言，虽跨越两千多年，仍然对国家治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。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这当然毋庸置疑。以无事命令天下，以无为治理天下，则是统治者的最高境界。中国的古代圣王通过长期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四句教，并不是什么无法企及的理想，那是已经被大量的社会实践所验证过的，而且是从正反两方面都做过验证的。这些教诲完全可以作为各国元首的座右铭，时刻提醒他们的一言一行。
可见，无为而治是所有统治者的必修课，而无事、清静、节欲则应该是所有统治者的行为准则。如果每一位统治者都能以此道修身治国，那这个世界的文明程度必将迎来一次巨大的飞跃，而天下太平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